故吏部彭城陈公在仁庙时，以御史奉使关中，某以故人子见公，又见之于河内。其后五十年，见公孙于淮南，于是获其诗稿，伏而叹息，盖不敢少有述焉也。即幸有如平日，公父党，教之读诗可也，如与之书诗，则未可也。元祐六年春二月十三日，山阳徐积谨书。

月日，乡贡进士徐积以两耳病聋，不敢走伏节下，谨再拜授仆人献书运使殿院下执事。前年尝为台官者，非阁下乎？积思阁下之日久矣，虽病聋数年，亦未肯自废。身居布衣，而志在朝廷。闻天下有一利，未尝不欲兴之；闻天下有一害，未尝不欲去之。今有四事不敢与众人私议，谨与下执事公论之：其一曰明经不宜拘注疏，其二曰经分大小，其三曰二年一开科场不便，其四曰尊经抑进士。何谓明经不宜拘注疏？去年朝廷复置明经科，议论者皆谓此科废来已久，朝廷能复之，是复古也。于是穷经者与穷经者相告，未穷经者与未穷经者相告。而穷经者日益穷经，未穷经者皆思穷经。议论者以谓此科行之十年，古人之学可以复，而雕虫篆刻之学可以废也。此岂非天下之福哉！岂非万世之福哉！今年乃见所谓明经条制，其对墨义帖经，对大义对策，分为八场，先四场对墨义帖经，后四场对大义对策。其对墨义兼全引注文，其对大义亦具注疏本意。此固朝廷欲求该博实学之一道也，然议论者皆谓此制与朝廷建明经本意不同。朝廷本意，其大略盖患学者之失，文浮而少实，虽或口诵其文，而心昧其义，故特建明经科，使夫朴茂之伦，得以发摅其蕴。今乃拘以注疏之说，则是朝廷不贵明圣人经义，贵记诵注疏而已。且学者穷经，必先熟诵本经，然后观注疏。若注疏之说是，则取之；若注疏之说不是，虽一字不取。至如穷《春秋》，必先熟诵《春秋经》，然后观《左氏》、观《公羊氏》、观《谷梁氏》。若左氏之说是，则取《左氏》；若公羊之说是，则取《公羊氏》；若谷梁之说是，则取《谷梁氏》；若三《传》俱不是，则俱不取。传且不敢，而况于注乎？而况于疏乎？盖注出于传，疏出于注也。然大凡注疏虽多失少得，若其说不至迂繁，学者欲应此科，亦须勉强而记诵之。今按一经之内，积文下注，有倍于本文者，有数倍于本文者，有十倍于本文者，又有倍于本文而不可胜计者，而数不与焉，使学者如何而记诵之？然而必不得已，积日累月，劬劬劳劳，虽无用之说，百千万亿亦可记诵。但恐学者劳而无功，博而寡要，非英儒之学，腐儒之学也。自非有为之士，则不肯穷经，则不肯拘注疏。朝廷必欲使之拘注疏，则自有诸科。今既建所谓明经科，则不宜拘以注疏。若必拘以注疏，虽其人负孟子之道，韩退之之文，亦恐无能此科矣。且朝廷建此科，必欲人应之也。今诸科举人，虽能唇腐齿烂，记诵注疏之说至精至熟，然而并不知经义。穷经之士，但明圣人之道，而不能记诵注疏，则此科将使何人应之哉？则是朝廷有复明经之名，而无复明经之实也。谨按汉之学者皆能精通一经，其时固未有注疏，其所谓精通者，或得之于心，或得之于师，精通圣人经义也。故其所学如此者，于行事如何？其列于史传，其见于后世如何？以此论之，责其通，不责其实，贵其要，不贵其多。盖精者不博，博者不精，此事之常也。至于商农之业，百工贱技，皆如此也。唐之啖、赵、陆淳，此三人者可谓明经矣，于圣人之道可谓有功矣，然而解《春秋》多不取三《传》，而解己意，而况于注疏之说乎？故后之学《春秋》者，必自啖、赵始。此皆前世穷经已然之效也。自唐虞以来，简策所载，天下治乱之本，未尝不系取士之得失也。而士之所学，系上之教何如尔。以此观之，朝廷固当养育天下英才，使之不为腐儒之计也。且朝廷亦尝置说《书》科，亦何尝拘以注疏？故近年多得其人。为朝廷计者，莫若取说《书》科条制，仍以朝廷建明经本议，再详酌而行之，以塞天下之望，以网罗天下之英杰，以为万世不刊之法，岂不盛哉！岂不快哉！此一事也。何谓经分大小？近降明经条制，《毛诗》为中经，《周易》为小经。议论者以谓《毛诗》恐不宜为中经，宜列为大经。《周易》若据字数，诚合为小经，若据经义，得列为大经。又曰：圣人之经不必分大小。其三《传》、《春秋》亦不宜各置科，只宜特置《春秋》科，使引三《传》解之而附以己说。今置科，若以《春秋》为名，则是尊经之义也；若以某氏传、某氏传为名，则近乎弃经任传之义也。故董仲舒守《公羊》，刘向守《谷梁》，歆守《左氏》。此三人者，于《春秋》各守一传，故不能大明《春秋》之道。此先儒之弊也。其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此二者，圣人言行之书，恐不宜为帖经。《孟子》醇乎醇者也。此三者，并宜附于《易》科。《尔雅》多识鸟兽草木之名，宜附于《毛诗》科。诸所附者，皆问大义。谨按帖经所起，盖自唐初，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，遂奏明经加帖，甚非古也。积亦尝应进士，举其帖经墨义，但互相传写一本尔。科场之内，有同儿戏，何益于事哉！其帖经，不若罢之。此二事也。何谓二年一开科场不便？积常行陕西道中，亲见西川举人多是徒步，或自提挈，或十数人共顾一仆役，其甚者破产业。而未及至半路，或滞霖潦，或不幸而有疾病，故有不得应举而归者。虽应得一举，亦受尽艰险。今又二年一开科场，则其远方孤寒，益受其弊也。然又有大不可者，今之为进士者，多是不肯治经，但于经史之内摘拾题目，及赋中要用事迹，其甚者只是记诵近年词赋策论，及诸家类题，以为茍进之计。今又二年一开科场，宜乎学者尤不暇治经，尤为茍简之计。以此论之，且宜仍旧四年一开科场，或三年一开。若三年一开科场，亦宜于转运司类试。积夙闻朝廷亦尝议转运司类试，今诚能如此，以一路州府军监解额，定为转运司解额，使天下举人只就本路转运司试，不惟便于远方孤寒，天下举人皆便也，而又可以革寄应之弊也。且天下举人，所以多就开封府寄应者，亦无他，盖为本土解额人数少。今天下解额又减其半，则是开封寄应者益多，而举人之冒法者愈甚也。今若转运司类试，总一路解额，解额既广，则人皆便之。是可以革寄应之弊也。其福建一路举人最多，故倍于他路，只宜各在本州试。图天下之便者，不必同也；拘一路者，必妨天下也。此三事也。何谓尊明经抑进士？近降明经条制，其十通者乃得比进士第一甲。今进士及第，自三人已前，便得大郡通判，只是一赋之功。其恩例在明经之上，恐非朝廷尊经重道，劝天下之本意也。谨按明经所学与进士所学，浮实大不同。其进士恩例，宜乎杀于明经。当此之时，正宜尊明经，抑进士。凡此四事，实关天下大利害，固学者之所宜究也。古圣人之为君，古贤人之为臣，虽愚夫愚妇，刍荛贱人之言，未尝不取而行之，未尝私己之好恶而妨天下之公也。至于后世则不然，虽有可用之谋，可行之议，恶其策不从己出，往往沮而不行。但欲行己之谋，售己之说，恶其议之异于己者。此皆不公于朝廷，不顾天下利害也。然而岂能掩天下之公议哉？岂能掩万世之公议哉？徒自大其非耳。今阁下为朝廷耳目之官，所言所行者，当思至公之道。则积之所言，合天下之公言，愿阁下早为之所。幸甚。

臣窃见国朝故事，臣僚三品以上方许赐谥。其有抱道蕴德、声实俱高者，官品虽未及而法亦得赐。故邵雍官止校书郎，元祐二年赐谥康节；徐积宣德郎，政和六年赐谥节孝。此祖宗尊贤尚德之意，不专以品秩崇卑为间，其旨远矣。臣伏见故校书郎、文安县主簿、编脩《太常因革礼》苏洵学综六艺，词杂百家，通于王政，达于权事。方时燕安，中外以兵为讳，洵独著书极论为国之大计与制虏之长策，皆指事切理，不为空言。故欧阳修一见太息，比之荀卿，而韩琦亦谓虽贾谊不能过。独王安石恶其异己，指为战国纵横之流，天下不以为然也。晚沾一命，订礼容台，浸乡于用，不幸赍志没地。独其书伟然配况、雄以传，而琦尤加器重，以为「文追典诰，论极皇王」。自斯言之出，学者益以尊信，非若专门浅局之士，好高泥古，于用则疏者之比也。仰惟陛下恢洪远猷，崇尚实学，如洵之贤，宜在褒表，况轼、辙先已蒙恩，并得美谥。易名之宠止及其子，尚遗其父，推本而言，于义为阙。臣于庆元元年任馆职日，尝因赐对乞将范祖禹、常安民、张廷坚等一处定谥，即蒙圣慈开可，付外施行。今者忝贰秩宗，实司邦礼，怀有未尽，不敢隐默。兼本州守臣刘光祖见行陈乞，欲望睿明特饬攸司，参照邵雍、徐积体例，与洵定谥，以示朝廷尊贤尚德之意，其于治道，不为无补。

臣窃见楚州同进士出身徐积，少孤，事母至孝，得于天性。初以进士贡有司，不忍去其母，遂徒步携载，羁旅以入京师。母死，水浆不入口者七日，庐于墓侧，食粥三年，瘠毁之貌，见于形色。逮终丧至今，犹设几筵，温凊告面，如事其生。按自治平中登科，以耳疾不仕，寓居佛寺，闭门不出。一布袍二十馀年，饘粥不继，而不改其乐，有所馈遗，皆却而不受。今居本州州学，见充教授，月得供给，自奉甚薄，而斥其馀，以周亲旧之不给者。臣久在本州，察其所为，出于至诚，古之所谓孝廉者，未能远过。至于读书为文，长于理趣，辩论慷慨，壮而不屈。楚俗本薄，今乃近厚，实积化之。近楚州尝据众状敷奏，以应赦书之求。伏蒙圣慈怜其节行，加赐粟帛，然犹未尽旌贲之义。况积已系进士出身，偶以病废，其学行足以为四方表率。欲望朝廷特赐考察，与改官本州州学教授，使得微禄，以终其身。如此，庶几下以助四方敦风砺俗之方，上以见朝廷表贤显善之意。

积词学登科，久不仕宦，退居山阳，以清节笃行为乡里所高。顷奉朝命，俾就充州学教授，博闻强识，士论归服。以今岁满罢任，尝乞致仕，不报，前后从官荐举自代者不少。欲望朝廷特与改官再任，不惟东南士人有所矜式，且以崇奖名节，劝励风俗。

某再拜：前日承书，日思所以答，而愚者方病不能有所立，浮沈俯仰，日入于不肖，将自惩艾之不暇，尚安仲车之敢谋也？虽然，某尝以谓今之为士，无田亩以为之食，无桑枲以为之衣，不可遂弃骨肉之养而死亡之是蹈，则犹未免乎有求于人也。未免乎有求于人，择于人之可为者，不出于仕禄，则将何适而不枉？盖士有不得已，而势必出于仕，则无怪于上之人遇之不以道也。士固有时至于此，故其上不急察察之誉，而下不嫌于为利。夫以进为近于利者，其退不过谓之廉。君子进退不居于斯二者，则庸不谓之非义耶？某之所以自处者如此，固以为甚污。然不敢舍其所安，而求高乎虚辞，仲车亦有以教之耶？某再拜。

公姓朱，名长文，字伯原。其先越州剡人，世仕吴赵。祖亿，宋太宗朝内殿崇班、閤门祗候，知邕州，累赠刑部尚书。由开封来苏州，又为苏州人。父公绰，光禄卿、知舒州。长文方在娠，所生周夫人梦覆锦衾，或曰：「是生子能文矣」。长文十岁能属辞，读书辄竟夕。从泰山孙明复授经，于太学书无所不知，尤邃于《春秋》。博文强识，笃学力行，年十九，擢嘉祐四年乙科进士第。吏部限年，未即用。时公绰守彭，长文不俟燕归，州人荣之。既冠，授秘书省校书郎、守许州司户参军。以坠马伤足，不肯从吏趋。郊祀，公绰欲以任子恩丐长文幕官，长文推与其季从弟。丁父忧，家居凡二十年，筑室郡治西偏故吴越钱氏金谷园，知州章岵表曰「乐圃」，乡人遂称为乐圃先生。郡将监司莫不造请，谋政所急。士大夫过者必往见之，以后为耻，名动京师。元祐中，起为本州教授。州有两教授，以长文故也。同举者楚州徐积、福州陈烈，时号三先生。长文早岁作《东都赋》，论者谓不减班、张、太冲。其教人先经术而后词章，授学者《春秋》、《洪范》、《中庸》无虑数百。先是，范仲淹始建州学，岁久堕废。其子纯仁以侍郎制置江淮漕事，复请脩搆，长文有力焉。吴中水灾，长文陈疏浚之利。不果行，又作《救荒议》四篇，上知州黄履行之，民赖以安。历五考，召为太学博士，著《释问》以见意。绍圣间，改宣教郎，除秘书省正字，兼枢密院编脩文字。元符初卒，年六十。哲宗嘉其清，赙绢百匹。丧归，州人迎于境上，博士米芾为表其墓。长文资禀忠朴，虽在布衣，慨然有用世之志。暨出仕，以田畴委诸弟，惟藏书二万卷于乐圃，且曰：「以此遗子孙，不贤于多财耶」！所撰《春秋通志》二十卷，远稽董生、刘歆所论之偏，而本之于孔氏，旁采程门兄弟立言之要，而充之以自得。又有《书赞》、《诗说》、《易辩》、《礼记中庸解》、《琴台志》、《琴史》六卷、《苏州续图经》五卷，又撰次古今文词，为《吴门总集》二十卷，《乐圃文集》一百卷。书效颜鲁公法，所集周穆王以来金石遗文、名人笔迹，作《墨池阅古》二篇藏于家。其叙《琴史》有曰：「方朝廷成太平之功，制礼作乐，比隆商周，则是书也岂虚文哉」！其志槩可见矣。从子良在《忠义传》。五世孙󱟌炎志。